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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是二月二没错。护国寺小吃店里等着买“龙胆”（一种黍子面做的油炸糕）的人们已把长队排到了大门外。
不断有人吆喝：“哎哎，没吃龙胆就敢插队呐？”被指责的人红了脸却不忘调侃：“吃了也不敢！”一边悻悻地站到队尾。
周围人津津乐道的多是吃了“龙胆”后敢怎样怎样，老太太说有了“龙胆”就敢上街抢钱包了，小伙子说吃了“龙胆”起码敢向心爱的姑娘表白了。而阮小芋貌似是最没出息的，因为当贺老久把好不容易买来的“龙胆”递给她时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吃吧，吃了它，你就敢和邱秋绝交了。”
太阳还没升到头顶，我低头看着自己越来越短的影子，和老久一起嚼着实际上并不好吃的“龙胆”。
“昨晚又失眠了？”老久看着我的黑眼圈说。
“我是习惯性失眠。”
“忍不住再提醒你一遍，睡觉前不要想让你气愤的人，不要想让你兴奋的人，不要想让你纠结的人，尤其不能想起邱秋。然后，放松自己，听点音乐，适量饮酒，睡前做爱永远是战胜失眠的最佳途径……”
老久在大街上说这种话让我一阵脸红，有人回过头看我们，老久若无其事地看回去。
对于我和邱秋的关系，一向不善言辞的老久却有着极其精辟的概括：阮小芋，你在邱秋那儿，好不好不要像个受虐狂一样，眼瞅着自己的伤口快要长好了，又心急火燎地请求对方补一刀？
仍然借用老久的话，这种关系不属于人类之间的正常关系，如果真有亲情、爱情和友情之外的第四类情感，那么，它则属于这四类之外的第五类。
故事要从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说起。
那天，刚吃完午饭，大家都感觉特别困。没办法，自助餐嘛，交了银子后就看谁能吃回本钱了。因此，逢吃必多。其实，吃多本身并无大碍，可后续影响可就严重了。你想想，一吃多，必然困，一困必然想趴在桌上或靠着椅子打会儿盹儿，打会儿盹儿不定会耽误工作，却必然会被老板批，老板的嘴一张开，少说也得半小时才能闭上。
现在的出版社都有节约空间的意识了，总共租一间屋，所有员工挤在一起，老板单独在一角隔一个小间。这样一来，老板对任何一个员工训话，都必然会波及整体，影响隔间外一干人等的午后清净时光。
老板外号“阿侃”，平时一句话能概括的意思他非要分十句话说，十句话能说明白的问题他就得贫一上午。等阿侃贫高兴了，回他的小隔间睡起了午觉，陪侃的同志们则只有加班加点地卖命，才能把刚才“不知去哪儿了”的时间找回来。
事实上基本百分之百的公司内部都存在这样的现象：老板不可能一天到晚憋在自己的屋子里，每当他走出来，必然要寻找说话的对象，而公司的一部分人，仿佛专门是为满足老板的这一习性而存在的，他们多数不需要埋头于永远忙不完的工作，不需要不停地为不同的部门经理来回跑腿，甚至不太需要动脑，仅仅凭一张嘴，就能把老板侃得心花怒放。差别也因此产生了。像个别既没本事把老板侃高兴，又没在杂志社的重要板块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，就只有被老板派出去拉作者的份儿了。
阿侃顶着困意训完了某个打盹的倒霉鬼后，带着余怒把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。于是我在《1949—2009共和国作家文库》里苦苦搜寻，却找不到邱秋的名字。非但如此，在这个几乎人人“网上有名”的时代，居然也搜索不到多少邱秋的信息。事实上，我从听说这个名字到现在，也不过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而已。无奈我的老板让我上，我也只好厚着脸皮硬着头皮上了。
由于带着任务，我看她的目光没法像普通读者那么放松了，所谓的任务无非是争取得到对方稳定且靠谱的联系方式，博得对方好感，以至于她下次再有新作时没准会想到我们。
所以你现在能想象到邱秋面前的这个我了，目的俗，面孔谄媚，甚至还有些贱。
人多得有些不像话。我提前半小时到场，出示了出版社的工作证，却仅仅挤到了一个很靠边的位置。采访即将开始时，邱秋从一个小侧门溜了出去，赶巧了，我坐的位置正好能从门缝里看到她。
只见她飞速掏出包里的一瓶东西一仰脖子很豪爽地喝了几口，我猜那是酒。很久以后我证实了自己那会儿的猜测，她跟我说，喝了那个，就能暂时不要脸了。
现在还得回到会场，我从门缝里甚至能看清她的站姿，那微微有些内八字的站法原本有些蛮，经这个接受采访前需要喝酒壮胆的邱秋一站，却站出了一种温柔。
等她再回到座位上时，台下早已座无虚席，就连过道上也挤满了人。旁边不知哪个报社的记者说，怎么这么挤啊这回！另一个同行说，你没听说么，这个邱秋，合着出三本新书都不带开一次新书发布会的。不知是哪个站在后面的高喊了一声：“看不到啊！”邱秋听见了，马上站了起来，笑着说：“现在能看到了吗？”于是气氛更好了。
邱秋又转过脸对主持人说：“那我就站着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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